当政府越俎代庖以行政权力代替市场机制，以政府决策代替市场选择之时，就会直接限制竞争，扭曲市场供求关系。人们最后会发现，他们并未从市场管制中得到实惠。

　　7月CPI再创新高，推高7月物价的依然是食品，尤其是猪肉，涨幅近六成。不过有意思的是，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却表示，不能通过大量抛售国家储备或者进口猪肉来打压国内的生猪价格，因为生猪价格上涨，养殖户得到了实际的收益。

　　周望军的这个说法，似乎明显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前不久在同北京一社区居民座谈物价时的一番表态有悖。据彭透露，国务院曾下发170余道文件给价格司，并且为抑制猪肉价格，国家还曾连夜签订购进合同，将平价肉投放市场。

　　孰是孰非，并不重要。不过，同一部门两位主管物价的高官对猪肉价格上涨的不同说法，在我看来，无疑显露出了国家在物价调控中的尴尬角色。事实上，这种尴尬不仅体现在猪肉价格的调控上，也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金龙鱼食用油最近将价格提高了5%，市场都把其看作是发改委早前对食用油企业“限价令”的废除。但发改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在回应市场的关切时却说，食用油限价令终结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食用油属于市场调节价格商品，由企业自主定价，并无“限价令”一说，更谈不上批准涨价申请。

　　发改委之所以要急着撇清自己在金龙鱼涨价中的责任，否认不存在“限价令”一说，看起来是舆论“误会”了发改委对食用油企业的调控意图。2010年下半年开始，由于油脂油料价格节节攀升，为抑制食用油涨价助推通货膨胀，发改委当年11月曾召集益海嘉里、中粮集团等五家主要食用油企业座谈，打招呼各企业不涨价；同时为了缓解企业成本压力，国家定向为这5家企业销售200万吨国储大豆和40万吨国储豆油。其中生产金龙鱼的益海嘉里分得近25万吨豆油。对自己这一以低价定向给数家豆油龙头企业销售储备大豆，进而平抑价格的做法，发改委的解释是，让利于消费者，并非下达限制涨价的行政命令，舆论把它理解为“限价令”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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